构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国合会“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分论坛就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协同增效、绿色金融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及构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国合会研究项目组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宗旨一致、理念相通、路径相同，完全能够加强对接、相互促进。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正在为世界各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造新的机遇，搭建起新的合作共赢平台。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面临较大压力，谋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协调统一，实现联动包容发展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国合会委员、南非环境部秘书长恩科巴认为，“一带一路”对于非洲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一带一路”能够通过建立大数据网络平台，让各成员国家更好地减少或者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国合会特邀顾问、中亚区域环境中心执行主任阿布杜拉维在发言中表示，“一带一路”为解决中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区域合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下，应该积极构建区域内政府、民间环保组织及公众的合作机制；构建一系列可融资的环境框架，探索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金等强化绿色金融支持。

同样，“一带一路”对绿色金融、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国合会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斯蒂尔建议，要重点关注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绿色金融投资，将金融与绿色有机结合，以此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国合会委员、中国光大国际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王天义建议，要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对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支撑作用强、生态环境效益显著的PPP项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是构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沿线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机构、企业、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都可以作为绿色发展联盟的合作伙伴。

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表示，搭建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支持绿色“一带一路”环境承诺的实现。在伙伴关系中，要鼓励多方参与搭建包容的平台，引入当地的公民社会。

伙伴关系需要以共同的合作意愿为基础，并致力于搭建政府、企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桥梁。国合会特邀顾问、以色列环境保护部副司长科恩建议，加强知识和信息共享平台，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的作用，推动联盟伙伴之间建立生态环保信息共享机制。

创新发展路径 应对气候变化

国合会年会的主题词之一就是创新。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发展模式创新，在体制、机制、管理、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也要创新。国合会2018年年会主题论坛“创新发展路径 应对气候变化”分论坛围绕低碳发展路径和创新，气候治理机制、体制的创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国合会中方副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创新是必须”。他建议，应当加大现有政策实施的力度，并在科技创新、碳市场、绿色金融、气候立法与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南南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南南合作当中，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百分之百地兑现中国对外宣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争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峰，争取尽早达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峰值。”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则认为，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施泰纳指出，创新不仅仅是技术设备的创新，更是整体经济的转变，也是思维方式的创新。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总裁邹骥认为，“脱碳”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政府会把“脱碳”“节能减排”的意愿变成市场的现实需求，同时也要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强调，一定要以一以贯之的路径将短期目标、行动和中长期愿景结合起来，通过对交通、能源等结构的调整，实现空气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统一协调。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不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表示，要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近零的排放，必须要有颠覆式的、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发展。何建坤认为，机制的创新可能比技术的创新更为重要。经济和减碳双赢的路径核心在于制度、机制、技术组合的创新。他建议，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下的创新发展路径。

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副主席兼执行董事马尼希·巴布纳提出，建立绿色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首席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能源与环境专业联合主任大卫·桑德罗也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中国的模式是兼具减排和经济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从中国改革开放中寻求有用的经验。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契机。他建议，针对这些政策需要建立追责和问责的机制，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

应制定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COP15）将于2020年在北京召开，重点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框架并确定203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该如何制定？中国在其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与会专家进行了讨论。

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2011年——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明确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任务。2020年是执行战略计划的重要一年。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10年设定的整体目标中大约有1/5的国家明确表示没有实现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讨论如何构建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显得更加重要。“必须从202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再次认真考虑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和倡导主任李琳表示，各个国家层面应联合起来应对生物多样性问题，将问题提升到国家首脑级别，激发多边环境协定的凝聚力和协同效应。

“除了政府之间的合作，还应该将企业、公众、监管部门等所有利益相关方都纳入进来，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的机制。”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补充道。

在讨论过程中，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反复被提及，与会专家将其称之为“超级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进程的关键时刻。同时，2020年还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刻。

在诸多共识中，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的经验和需要做出的贡献也多次被嘉宾提及。

“在制定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方面，中国政府有能力发挥引领作用，国合会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德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国家环境政治和科学政策专家蒂姆特表示。

如嘉宾所言，从成为最早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之一到2020年即将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中国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顶层设计、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努力。

“中国也有很大机遇把这个事情做好，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将经验分享并告诉我们目前进展，这对整个工作有更大贡献。” 石井菜穗子表示。

“中国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自然保护顶层设计与规划中具有比较先进的经验，可以整合到保护目标设计中。如生态功能区规划分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体现了人类活动影响程度的梯度，适合在不同国土空间设定不同强度的保护目标。”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的政策建议报告中写道。

建言献策 助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海洋为大量的物种提供栖息地，生成供人类呼吸的大部分氧气，养育数十亿依海为生的人口，然而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环境也面临来自人类活动的巨大挑战。

国合会“海洋环境治理”分论坛聚焦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与挑战，就如何促进海洋持续发展，走人与海洋和谐之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中国拥有多样化的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为渔业和海水养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渔业和滨海养殖业的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也面临着各项挑战。

2017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7年监测的河口、海湾、滩涂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中，4个海洋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14个处于亚健康状态，两个处于不健康状态。

“不仅如此，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西沙珊瑚礁生态系统、海南东海岸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近年来也呈下降趋势，由健康变为了亚健康。”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菊英说。

“海洋对人类至关重要，对气候条件的作用和影响也十分突出。然而过去一个时期，人类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对海洋环境已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陆源污染和新兴污染物不仅会造成海洋污染，也逐渐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苏纪兰说。

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陆源污染应怎样防治？华东师范大学海洋塑料研究中心主任李道季对此表示，结合2010年塑料研究产量和漂浮塑料模型的研究，建议相关部门应制定专项规划与实施方案，改善城市和乡村垃圾分类回收管理，减少垃圾废弃物总量，从源头减少陆源污染。

多位专家代表也针对海水养殖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了加快制定相关海上渔场的污染排放细则、完善海水养殖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建议，呼吁进一步保障海水养殖管理的可持续性。

然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仅需要政府的治理和管控，也需要多方配合，共同行动。

“企业也应加强风险控制，加强船舶的减排规划与管理，并关注模块化运输等带来的运输装置和运输形式的变化。”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梅江说。

在论坛中，清华大学中国绿色创新夏季学院学员武心依也作为特邀青年介绍了“海上减塑人计划”，呼吁吸引渔民通过荣誉和物资激励机制方式参与海上塑料垃圾治理的创新方案。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也需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和环境修复，同时关注海洋酸化，关注海洋气候变化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国合会委员、挪威极地研究政策主任温特表示。

绿色城镇化需要创新驱动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程度不断加深，但是一些城镇发展还是按照传统的工业化的方式推进。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研究预测，到2050年，中国约有新增城镇人口2.55亿，这2.55亿人口如何实现城镇化？现有城镇化如何实现绿色转型？与会代表开展了热烈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说：“我们需要跳出传统工业时代思维和模式，重新定义城镇化。”他认为，绿色城镇化需要通过创新驱动，但是绿色城镇化不同于工业时代以后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和城镇化模式，如何来进行绿色转型，这个背后实际上首先需要新的思维和理论创新。其次，绿色城镇化对应绿色发展模式，如何循着绿色发展模式创新需要进一步探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梳理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可持续问题，李晓江说：“我们认为未来的发展导向，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怎样建立更好的机制，怎样实现全成本的评估体系，怎样实现企业、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中国能源项目组教授林江则为与会嘉宾分享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说：“根据全球专家估算，在2050年前退出制冷剂，所带来二氧化碳减排相当于0.5℃。”鉴于中国目前是最大的空调生产国、消费国，他认为通过一个中长期的稳定政策，中国可以引领全球绿色制冷标准，使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至少45亿吨二氧化碳，中国和全球消费者可能节约多达4000多亿美元。

目前中国城镇迅速发展，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说：“我们注意到城市建设和其他的建设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一旦高楼大厦建成以后，想要推倒重来很难，成本太高，时间太长。”因此，做好城市规划，对绿色城镇化至关重要。

机动车已经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最大要素和主要二氧化碳排放源。国务院参事仇保兴认为，机动车对中国影响巨大，目前机动车能耗占中国能耗的10%，是所有能耗中上升最快、最稳定的。他提出防止城市蔓延作为绿色城镇化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关注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开发（TOD模式），发展共享单车等。

城镇化发展使得城市更加密集和饱和。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副主席巴布纳认为，良好的城市密度能够让城市有更好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能够减少城市基础设施成本。同时良好的城市密度，也要求对自然和环境有更好的保护。巴布纳说：“我们要关注怎样做好城市规划，怎么样规划城市内管道去管理和防洪、防涝。我们要关注市场的重要性，最大化地利用创新能量和绿色能量，去实现协同、高效、理想的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要解决好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是中国政府确定的2035年执政目标，如何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与当前中国处于相同水平、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和最佳实践，助力实现美丽中国，不仅对中国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各国携手，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合会委员、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认为，到2035年中国要实现绿色转型的目标和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这既是中国政府的目标，也是全球生态和环境保护的重要目标。中国政府要通过适当的政策和路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环境保护的中长期规划目标被提出来。国合会特邀顾问、原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胡保林谈到，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中国环境治理的核心也从减少污染排放总量转向了改善环境质量。“过去这些年，中国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克劳茨贝格尔提到，建设美丽中国，就要解决好目前的环境问题。在可持续化学品管理方面，“绿色转型如果要想成功，就要科学地管理好化学品和废弃物。” “除了要提高化学品的使用标准，还需要改革机制和制定相关政策。”

“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都要分阶段进行。” 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孙佑海表示，根据国务院“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20年，要在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方面取得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降低和生态恢复的重大进展。

“按区域、行业将美丽中国2035年的总体目标进行分解，将任务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主体上。比如，精准地把握工业领域、交通领域、农业领域的环境影响因素 。” 国合会委员、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伟进一步提出了思路。

会议除了探讨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问题，还讨论了环境保护的体制和政策创新问题。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应该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管控”，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战略与理论研究部主任俞海表示，第一，要实现生态空间的分区管控，做好划片工作，保持足够的生态空间。第二，要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和运输结构。最后，要从消费端和需求侧入手，推动绿色消费。

“实现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变化，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比例。”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环境保护工作要实现系统性、精细化、差别化的管理。

在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推动绿色转型

当前，中国居民消费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并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绿色消费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积极成效。目前，中国在经济维度的绿色转型发展较好，而社会维度相对滞后，如何在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推动绿色转型是中国政府应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合会“绿色消费与绿色转型”分论坛的与会专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发展。而与此同时，过度型、消费型等不合理消费方式加剧了资源环境问题。因此，引导居民绿色消费、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刻不容缓。

“中国政府应高度重视并紧紧抓住当前推进消费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期，把绿色消费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支撑点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把推动绿色消费作为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通过绿色消费改善环境治理的结构和治理体系，让众多消费者成为环境治理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说。

国合会委员、沃尔玛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麦克劳克林表示，绿色消费是一种全民性、系统性的改变，是全生命周期的改变，涉及农业、渔业、制造业、零售业等多个行业，这意味着需要解决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

推进绿色消费，创新方式和手段必不可少。在讨论中，专家们分享了国际国内关于绿色消费的创新做法，这些做法在推动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合会委员、瑞典前副首相罗姆松对中国共享单车的绿色消费实践给予肯定。她表示，瑞典在鼓励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上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推广绿色交通工具、教育学生不浪费食物等，通过这些方式让每个人积极参与绿色消费。

“美国环保协会做过一个调查，调查中有97%的公司高管都承认高新科技能够帮助公司实现更好的环境保护目标和可持续经营的目标。”美国环保协会国际总裁茹冠洁表示，当前，全球迎来第四次环保主义浪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科技将帮助人类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认为，中国的绿色消费政策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并提出了建议，包括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价格机制、税收激励机制、绿色金融体系、排污权交易机制和绿色公益服务体系等。

长江经济带发展离不开政策创新

长江经济带在助力中国实现“生态文明”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为不同的流域管理思路开创先河。在国合会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创新论坛上，与会代表以长江流域保护立法和政策体系创新为主线，就推动改革创新办法展开讨论。

论坛上，多位与会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其建成全国性的绿色发展示范带，意义非凡。

“通过实地考察，我们认为长江经济带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多重性的，既需要协同合作，也需要全局观念。当前沿江地区面临四大挑战——加强水环境保护、驱动产业绿色转型、加速环境友好型交通改造和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框架。这些问题无论单独来看还是综合考量，都极具挑战性。”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格罗夫说。

因此，纵观整个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仍需科学评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综合性。当前，长江经济带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性仍较大，并且在现阶段，农村废弃物的管理、水域微塑料污染等问题仍面临不小挑战。

当前，针对长江流域空间布局不合理、交互关系不和谐、岸线开发不均衡，以及生态防控不到位等问题，加强法制创新已经刻不容缓。“通过加快立法来明确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的优先定位和生态环境质量，从而为周边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目前，长江保护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一类项目，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负责起草，调研工作正在进行，以确保生效后的长江保护法兼具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程立峰表示。

“在美国，1972年通过的《净水法案》改善了很多河流水质。《净水法案》非常支持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创新合作，缓解相关企业对于环境的不利影响，形成经济、环境和产业三赢的局面。”大自然保护协会首席执行官特瑟克说。

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还离不开政策创新。当前阶段，还应当加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新和管理体制协同创新的步伐。

“当前阶段，探索可持续升级的发展路径，首先需要从生产力、土地潜力、碳汇能力和社会合力多角度出发，改进和调整生态补偿方式。所以，长江经济带应围绕‘共’字做文章，形成‘政策保水、法治保水、一水共治、产业共谋、责任共担’的绿色发展模式。”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表示。

会上外方代表提到，目前国外部分地区已开始使用卫星图像来追踪水流动态，从而减少生活及农业面源污水流入径流。

通过交流与讨论，与会代表认为摸清长江经济带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和区域差异、加快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系统考虑长江流域的资源创新潜力，将有助于应对当前的挑战，从而下好长江保护一盘棋。

本版报道由中国环境报记者郭薇 刘晓星 文雯 童克难 郭婷 吕望舒 鲁昕 张倩，见习记者肖琪采写，标题为编者所加